读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时，很是感叹了那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在感叹作为当时著名学者杜亚泉先生那生前身后凄惨萧条命运外，有「七个字」真是让人感慨了万千的。
　　王元化先生写道：「一九二四年，柳诒徵撰《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九十年代反思录》第六五页；王元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版）
　　西方立国是否在宗教，让西方去明证好了，我们东方人是不习惯于干涉他国内政的。因此，撰者颇有自知之明地把兴趣的目光投注在了那最后七个字上：「东方立国在人伦」！
　　老实说来，撰者没有读过柳诒徵先生的这篇文章，手头资料亦有所限，不能查阅原文，但相信王元化先生治学之严谨，更相信如是究竟的真知灼见也只能出自柳诒徵先生诸前辈之手。
　　史学大家蔡尚思教授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意撰写《柳诒徵先生之最》，高度评价其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他人所不可企及之最：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长；编出大图书馆藏书总目最先；培养的著名专家最多；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作为大学讲义《中国文化史》流传最广等等。（《中国文化史》「导读」第一、二页；柳诒徵撰、蔡尚思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年版）
　　吴宓教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自编《年谱》，其中这样追记过柳诒徵先生：「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中国文化史》「导读」第二页）
　　如是柳诒徵先生，言东语西，亦无不如是也。
[NextPage] 　　柳诒徵先生所说之「人伦」，自然是指国家社会习俗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关系，而这一等级关系核心内容则为「孝道」。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都建立于孝道基础之上，倘若孝道不存，一切关系亦不复存焉。
　　说到家，柳先生那「最后七个字」的究竟真实意义是：
　　——东方立国在于孝！
　　所以，作为帝国两千多年来上上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法典」——《论语》，开篇明义，并且贯彻始终的是「学而时习之」。
　　「学」什么呢？
　　自然是孝道；
　　「习」什么呢？
　　自然亦是孝道（朱子把「习」解释为「温习」之义欠妥，「实习或实践」则更为确切）。
　　为什么要学习孝道呢？
　　作为孔子的学生有子，紧步老师后尘，诠释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孝」，乃国家社会之根本所在，可以说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之大根大本。根本牢固，为人治国的原则也就产生了。持有如是原则，国亦其国，民亦为其民矣。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
　　无需多言，「孝」单就字面结构就充满了无尽之智慧。其上有老，其下为子。老上有老，老上还有老，无所穷也；子下有子，子下还有其子，亦是无有尽也。其意之深，可谓「竖穷三际」。
　　——老与子上上下下绵绵不绝，紧密圆融，方能谓之「孝」。这哪里就有什么「沟」呢？今天产生所谓「代沟」诸类辞之现象，正是这个时代不讲孝道的真实写照。
若从横的方面再看，所有「老者」排起来有无限之广，所有「子者」排列亦是无限之阔。其意广阔无涯，可谓「横遍十方」也。
　　记得恩师曾教导如是：「尽虚空遍法界，无非一『孝』字也。宇宙核心是爱，孝乃爱之动也。」
　　「孝」乃是一个具有无始无终意义的隐喻，是将一个国家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融入海德格尔哲学式的「缘在」。
　　中国文字是启迪智慧的符号。仅仅凭此，我们就不得不对造字祖先肃然起敬了。
　　话说回来，《论语》就是其「隐喻」或者说其「缘在」之义趣的生动简洁演说。换而言之，《论语》讲述的是孔子带领弟子们学习实践孝道精神的故事。不单单《论语》，整部「四书五经」讲述的又何尝不是孝道之故事呢？
　　——撰者常常惊叹《四书五经》编纂者的睿智，既有孝道那生动的理论指导原则，亦有孝道丰富活泼的实践方法。真让人怀疑，如是精致完美之教材竟然出自人类之手！
　　不用说四书五经，中国两千年乃至五千多年历史，亦无非是对孝道不断教与学的实践历史罢了。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先」什么？先教学孝道而已。
　　自汉武帝制定以儒家孝道（孝亲尊师）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方针以来，两千多年里，尽管朝代纷繁更替，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但是从没有那个王朝更改过如是方针，无不老老实实一以贯之，严格遵照执行！到满清帝国，孝道意义可谓叙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其艺术发挥方面亦达登峰造极境地，因此才以「极少数」人，牢牢统治了一个泱泱大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时间（满清入关时，军队二十万，满族人丁五万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由是之故，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硕果仅存者之所以是中国，其道理在于中国那两千多年不变的教育教学方针。
　　享有「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誉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博士认为：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博士之所以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其意在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参见一九七四年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英国约克郡会面，二位尊者十日谈话内容整理而成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汤因比先生在不少演讲及其著作中或间接或直接表达过这一学术观点，亦可参见其代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历史研究》等）。
[NextPage] 　　世间立国之本是孝道，那出世佛法又何尝不是以孝道为教育教学根本呢？
　　展开经卷，我们就会发现，释尊十九岁出家，勤修苦学十又一年，三十岁悟道，教育教学四十九年，三百余会，也就是说了「孝养父母」或者说是「孝亲尊师」四个字而已。
　　孝养父母，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
　　每每面对「孝养父母」这四个字，撰者总是有无尽的感慨，又惭愧万分。在这个物欲横流时代，我们充其量勉强做到养父母之身，就算是「孝」了。但我们这些为人子女者能耐下心烦陪父母说上几句话？父母在风烛残年里的那份孤单，我们又能体察到几何？我们整天在外面风风火火又是为了什么呢？因此那养父母之心、之志也就免谈了，即使少有欲行之者，却往往又力不从心了……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不会孝敬老人了。
　　「孝道」的确是门很难实践的艺术，但又是必须要实践好的艺术。这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亦是国家社会乃至宇宙的意志！如此看来，那句「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自古无孝子」的教育意义就更为丰富了。
　　就佛法而言，「孝养父母」源于《佛说观无量寿经》，释尊告韦提希夫人：「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此三业称之为「三福」。释尊又告之：「汝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孝养父母」属「三福」之首，失其一，则一切皆失，孝道亦是佛法基础之基础。因此，大乘佛教四大菩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其一门深入地对如是基础课程之教育教学也。
　　作为四大菩萨之首的地藏菩萨表法意义是孝道（孝亲尊师），其意愿记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尊经乃佛法启蒙经典，入门教科书，一向被誉之为「孝经」。
　　我们不仅仅要孝养自己父母，还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把「孝养」意义发扬光大到全世界乃至尽虚空遍宇宙，此乃大慈大悲之观世音菩萨是也。
　　能够荷担如是如来家业，那得具有智慧。于是，表法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骑勇猛狮子亮剑而至。
　　骑狮亮剑倒也威武，但不是目的，手段而已。真目的是把孝道落在实处，表法「真干」之普贤坐骑大象稳重出场，一步一步地开始抓落实了。
　　——落实才是硬道理！普贤菩萨如是说。
　　顺便说一句，撰者始终坚持并坚信佛法不是宗教（事实上把佛法误以为宗教，是近三百年来的事情），亦非哲学，而是人生必需的教育教学，是以「孝道」为核心内容，通过「去染还净」之手段，使人健康长寿、幸福快乐、聪明智慧的生活教育教学。释尊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等目的，仅此而已，他老人家连王位都弃之如敝履呢！
[NextPage] 　　然而，伴随着那鸦片战争炮火，辛亥革命的杀伐裂帛，五四以来震天动地的呐喊声等等，特别是五四前夕那颇有石破天惊之势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人们就以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挨打，罪魁祸首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于是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孝道」关押在了地狱。这样以来，最能体现孝道精神外衣的「天、地、君、亲、师」，发现主人都已经缺席了，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在某个早上突然集体性质的辞职不干了。
　　于是乎，我们清晨爬起来，猛然发现：天上天下一切秩序全乱了套，几乎所有的人都摆不正位置，找不到位置，甚至是没有位置。
　　——屁股决定脑袋。
　　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讲人伦道德，没有屁股亦没有脑袋，无秩无序的时代从天而降。
　　今天再次凝眸百年来的现实，不要说，不能说是帝国炮火震醒了东方睡狮，事实上是帝国炮火把东方巨狮给弄糊涂了。巨狮不但没有扑向外敌，倒是慌慌张张、稀里糊涂地啃咬起自己那立国基石来了。
　　孝道不讲，人伦又从何而谈呢？孝道失却，师道也就没有了。没有师道，教育则无从谈起。
　　谁来教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谁来教我们如何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谁又来教我们如何处理与天地鬼神，时髦地说是与不同维次空间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大乱，在所难免。
　　毋庸讳言，八十年来，乃至是一个半世纪之多，最为愚蠢祸害者，莫过于对「东方立国在于孝」之否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在更为深刻沉痛地继续明证着。
　　柳诒徵先生那「最后七个字」，可谓「一言兴邦」之见也。可惜，我们并没有理睬。
[NextPage] 　　记得公元两千年到来之际，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费夫尔先生在其《西方文化的终结》开章而言：「我们不幸福是我们再也不能判断我们是否在以正确的方式生活。」（《西方文化的终结》第二页；拉尔夫·费弗尔著、丁万江 曾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倾其十二年心血，在本书最后一章《蜂群精神·结束语》又言：「在以前有绝对把握，毫无疑问的地方，现在我们感到很迷茫，身处困境……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生活，不但丧失了道德规范，也失去了幸福之源。」
　　——这已经成为全人类普遍面对之现实。
　　拿这句话来形容东方，又有什么不妥呢？多年前撰者曾有感而发：
　　没有什么是正确与不正确的了，亦没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了，所有的一切仿佛都被预先阴谋地悄悄表决了，唯有许可与不许可的了。
　　因此，所有的日子在突然间都失去了坐标，所有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亦皆迷失了指南。于是，
　　每个孩子几乎同时开动了反叛步伐，每位成年人的目光愈来愈迷茫，每位白发苍苍者的脸上无不挂满了失望……
　　慈悲智慧的释尊，在三千年前圆寂时，将代佛住世之重任全权委托于表法「孝亲尊师」之地藏菩萨，一直到弥勒菩萨成佛从知足天（兜率天）下降为期限。其深刻的警示性含义，一天比一天地凸显着。
　　然而，在那个被帝国坚硬铁蹄蹂躏得几乎所有人都晕头转向时代，在那个热血沸腾之「五四」岁月，在那个生死存亡关键之秋，有几人不惊慌失措或醉眼朦胧看世界呢？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明了佛陀故事的教育义趣呢？
　　撰者不得不再三赞叹，史学家柳诒徵先贤那目光的清醒与深邃了。